古人交往日常礼仪 名片发展简史

　　名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容。了解名片在历史上的情况，对于我们研究民俗和社会生活史，均有意义，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清代的名片。

清代曾国藩的名片

　　古人交往日常礼仪 名片发展简史

　　名片，古称谒、名剌、名贴、手本等，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如果细细区分，早期的名剌、名帖等，有一些的内容更象今天人们所用“柬”，与后来的名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清人说，象后世所用的这种写着姓名的小片，是从明末开始盛行的，在此之前，古人的的片子，都是亲笔书写的，明清以后才开始“刻木印之耳。”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料，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印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刻成一个小版来印刷，甚至如今天人们盖印章一样，盖到特定的纸张上，已经非常方便了。至于应用此种小名片的原因，记载中说是始于崇祯时期，因为官方对于互相“请托”，走门子，找关系进行控制，所以人们来往时常常使用这种小名片，投送起来比较方便罢了。（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10月版，第259-260页。）但就其大体用途而论，早期名剌与帖子是可以视为名片的源头的，例如《后汉书•祢衡传》说祢衡“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剌，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这里的“剌”，就是怀里揣着的一张名片，由于长时间没能结交到达官贵人，以至于剌上写的字都掉光了。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制作，汉以后始改用纸。清人赵翼曾考证说：“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剌，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剌。”（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0，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7页。）《汉书》中讲到郦食其见刘邦的故事中，郦手中拿的“谒”，实际上就是竹制的名片，上写主人的姓名、籍贯、官职等，甚至还写上要办的事情，应当说已经具备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

　　以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看，明代名片已经风行，也讲究等级，至清则已成为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与礼节了，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日常交往中成为一种常例，如，同治6年（1867年）著名文人陈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调，有同乡故友吴昌寿来访，因旅途匆忙，未带名片，与陈府下人在门前发生纠葛，陈将下人喊来查问，回报说：有一个武官模样的人，“衣服弊陋”，要来求见，找他要名片，又没有，只说与大人是几十年前的好友，又不肯说姓名。这个穿着有点糟糕的老友，因没有名片之类的东西，就是进不了门。见面后，吴又向陈解释，“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访，带来三仆方打叠行李，不令随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2，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第21-22页。）这里，老友前来拜会，门人不允进门，索要名帖之类，而老友相见后，也解释自己何以没有带拜帖，可见名帖在清代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必要礼节了。

　　名片也是清代官场交往的重要工具，朱克敬《暝庵二识》：新点翰林就职后，叫人拿着名片遍投于诸前辈，称之为“大拜。随后还要亲自拿着三张名片，到前辈府上投递，叫做“求面”。投剌成为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份，登堂拜见，执礼惟谨”。（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1，中华书局，清1982年2月版，第168页。）

　　京中上流社会年节相贺，亦多用名片，此风起源于宋，但以清代为盛：按照惯例，初一这天，官场中人往往派一辆车子，叫人到官场来往人家投名片拜年，京中士夫贺正，皆于初一元旦，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将当时片子用流行的梅笺纸，裁成二三寸的小片，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与职司和所住地址，不管平日里认识与否，“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贺工具情形。以至于有人戏作小令对此进行嘲讽：“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翟灏：《通俗编》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节令时空车往返，片子满天飞的情况，实际上多是指的泛泛之交，成为一种虚礼。至亲好友则不同，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大凡泛交，止雇人力投剌，名曰飞片。”而至亲好友，往往用大红名片，对于亲尊长辈，还是登门亲自拜贺。而且，也不限于北京，“大抵南方各省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