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交往日常礼仪 名片发展简史

　　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于年节相贺，如前述陈其元老友相访之类，日常交往中多有用之者。大学士徐乾学曾用名帖向人道歉。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三：徐乾学退休后居乡，对于乡间邻里十分谦下，有一次，他坐轿子出行，有一个老秀才从旁边经过，徐眼睛不好，一时没有看见，知道后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门致歉。清人婚丧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如清末有丧家开追悼会，到会者使用名片，已成为丧礼中的一个环节：《清稗类钞》载“宾至时，必先投名柬也”。不过丧事时或丧家使用使用名片，往往加以黑框，与平时所用略加区别。可见，名片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广，如拜见、道歉、道谢、请托、婚丧、道贺等均有使用。

　　名片作为等级社会的一个产物，也必然打上等级的烙印。明代亲王的名片，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用以表现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贵。清代虽未见到此类明确记载，今天我们见到的李鸿章的名片，只印了李鸿章三个大字，别的什么也没写，因为他在晚清时期名气太大了，写什么都显得多余。这与明代亲王名片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清代名片在等级制度仍然有所反映，如学生拜见业师，下级拜见上级，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见，而上级则一般不会给下级名片。有个例子说武将不识上官，是因为从未接到过上官的名片。清•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三记载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嘉庆时，京口参将庄芳机进京觐见皇帝，皇帝问他，“你从江南来的时候可见过蒋攸铦，庄的官职比蒋小，从未直呼过蒋的名字，一时想不起这个蒋攸铦是谁，回答说”没见过”。皇上连问了三次，他都回答说没见过，皇上不禁有些怒气：“你真太糊涂，作为江南武官来京，你难道没有向江南总督辞行？”庄这才想起这个蒋原来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总督。赶忙连声回答说“有，有，有。”皇上的脸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庄芳机从皇上的内庭出来，浑身都已经汗透了。有朋友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庄道出了其中缘故：我平常只晓得我只晓得江南总督，或蒋中堂，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名片，我也没请他写过一联一扇，那知他的大名叫什么蒋攸先蒋攸后乎？有时候，地位较低的人，要递一张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也要花费巨额的贿赂。乾隆时福康安征西藏归京，户部一书吏求见，递了一张名牌上去，“贺喜求赏”。虽然这个书吏求见，本来就是别有所图，但这一张名片递上去，他前后也花费了十万两银子，“否则谈何容易得见一福公哉！”（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53-54页。）由此亦可概见当时官场风气。

　　清初的名片，沿明末旧习，偶有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但很快就被禁止。明末社会上知识分子之间即使是从未见过面，投递名片时也互相“称盟称社”，表明是同党，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风气。清初时，人们互递名片，仍沿明末旧习，此种政治盟社的风气，虽与当时政治有关，主要的还是沿袭明末党争而形成的派别，顺治时即遭严厉禁止。

　　上流社会广泛使用名片，也会对一般下层社会造成影响。清人翟灏：《通俗编》说，当时有的人访友“偶无名帖及纸笔”，就用土或石灰等在人家的壁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十分好笑。可见上层社会使用名片对一般民间的影响。以至于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多的妓女也常常使用名片，如扬州的妓女，逢有招请，也会送来大名帖一张。下层社会贩夫走卒，于婚嫁时也使用名帖。《清稗类钞》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在总督府负责扫地的人与别人结亲，下定时发的名片上大书：“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某地方、节制军门提督军门门下扫地夫愚弟某顿首拜”。亲家看到这名片，张皇失措，拿去与当地士绅商量，士绅想了想说，你家住在关帝庙旁，我自有办法。于是回帖上书“勅封关圣帝君、汉寿亭侯隔壁愚弟某顿首拜”。虽然是下层民间幽默故事，却也反映出名片的使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清初的名片名帖，沿明末之制，以二三寸者为多，清末则多六七寸长。特殊情况下也有长短过尺的大名片：“名片，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吉士为最大，纸长恒径尺，书擘窠大字，无空隙。”（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6019页。）清初尚有人亲笔书写，清中叶以后，一般是请名人，书家写好，刻成印戳，盖于不同颜色的笺纸上。

　　名片上所书的内容与称呼，清初沿用明末习惯，而后历有变迁。明末士大夫之间投名片，往往上书“某某拜”，清初沿袭了这个字眼，但康熙以后，改为“某某顿首”。据说是康熙初鳌拜专权，朝臣献媚，避其名讳，引得社会上名片的称呼发生变化。也有传说是因为雍正间鄂尔泰当权时，鄂的父亲名字中有一“拜”字，人们为了避讳而改用了“顿首”二字。在下级给上级的名片中，常用“恭惟大人”四字，后来乾隆时庄有恭名重一时，僚属递给上官的名片中就改用“仰维”或“辰维”等字眼。惯例称大学士曰中堂，后来晚清时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两省官吏避宗棠二字，名片中皆称“伯相”。一个“拜”字之变化如此，可见清代社交礼仪之繁琐。自从顺治间禁止士绅官员于名帖中用“社”、“盟”之类字眼后，名片上多用“年家眷”三字，也不管是不是同年科考登第的人员，以至于有个戏子拿这个事编成了歌谣：“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清•王士禛《分甘余话》卷2，中华书局，1989年2月版，第46-47页。）与“社”、“盟”遭到禁止相类似，晚辈学子对于学官及科举考试中阅卷、录取等官员，自称“门生”，也被禁止，因为生员人等与老师之间关系亲密，很容易于成为门派，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所以顺治后，无门生之称，后来改用“受业”、“侍生”、“晚生”、“同学”、“同学弟”等称呼。同学这一称呼，按清人王应奎《柳南续笔》中的考证，始于顺治时人黄太沖，他与当时名士沈寿民、文符等交往，名片中最早使用同学的称呼。

　　大体上，清初以降，名片上的称呼，用“年家”、“世家”、通家、眷弟、如弟等为普遍情形。后来亲戚称姻，世交称世，同年只称年愚弟，而去家字。老师与门生称通家生，也称同学弟等等。此外，子侄之师，则互称“通家弟”。同门友称“门愚弟”。督抚与司道名刺称“愚弟”，与府厅称“寅愚弟”，州县官与生监、盐商等商人，也称“年家”、“眷弟”等。

　　名片作为一种社交方式，不免成为钻营，请托的工具，甚而成为诉讼时的请托形式。以至有显贵、士绅的名片，被用来包揽词讼、鱼肉乡里，欺压良善。道光间，杭州等地，豪绅与显贵往往将名片作为打官司时的背景资料夹在案件的卷宗里，有时，显贵之本族、亲友也多借其名片夹于卷宗，地方官也往往要给些面子。道光时任县令的段光清初次审案时，见到卷宗里有一张当地乡绅的名片，就问衙役是怎么回事，那衙的回答很有些象《红楼梦》中贾雨村审案时那个小衙役的回答，名片夹在卷中，无非是表明这是某老爷所托，或是某老爷的关系，叫县令在审案时给面子，相互照应。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记载了他当时在杭州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

　　当地有个姓赵的士绅，与杭州知府等官员素有交往。有次，他家里的一个轿夫因为强讨工钱，大概是当着外人的面找他要钱，他觉得“未存绅士体面”。于是诬告轿夫奸拐他家里的婢女，在状子中夹了张名片，送到了杭州府。府里将案子发到县里审，并交待一定要严惩这个轿夫，给足这个乡绅面子。段光清当时只是一个候补县令，当时县令认为这只是一桩不起眼的小事，只要严惩轿夫就可了事，所以请段光清来审案，想叫段对这个轿夫用刑，叫这个轿夫承认奸拐了人家婢女就可结案。段光清是个官场的新手，也不愿意不问情由就定案，于是将轿夫带了来。轿夫带上来时就已上了枷锁，一看就是个粗笨之人，根本不象个奸拐人家婢女的油滑之徒，段心里明白，这事无非是乡绅的诬告。他问轿夫：“你来赵家干活多久了？”答：“今年才来的”。“赵家有几个婢女？”答“小人很少进府，不知他家有几个婢女。”“赵家控告你奸拐他家婢女，你还说不知道他有几个婢女？下面的回答更让段觉得不该让他顶上奸拐重罪：“小人只是当面向赵大老爷要工钱，已被老爷责骂了几次，而且说要把小人送到衙门治重罪。现在老爷要责罚小人，小人也认了，情愿不要工钱了。”段光清断定轿夫所说必是实话，交代轿夫以后如果是别的官来审你，你只要不承认奸拐，虽然也会受责，但不至于治罪，轿夫叩头而去。赵家听说此事，马上到杭州府那里告段光清，说这个官太“庸懦糊涂”。后来换了县官亲自审问，先用刑后审问，轿夫始终不承认有奸拐之情，只不过是讨工钱，不尊重赵大老爷。县官也无可如何，最后只好把轿夫责打一顿了事。但此后，有卷宗夹了名片的案子，再也不叫段光清来审了。

　　这个审案的经过十分典型，地方劣绅仅仅因为轿夫当面向他讨要工钱，觉得丢了面子，就诬告轿夫奸拐其婢女，并于案卷中夹杂名片。而地方官按惯例也会重治轿夫，只是遇到了段光清这个不识官场惯例的新任候补官员，这个轿夫才逃过了一劫。而类似的审案情形，在当地是所在多有。绅缙乃至其亲属等人经常用他们的名片夹杂于案卷之中，包揽词讼，社会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