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

　　10月9日，曲折和9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10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北京日报》的短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而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从这时起到1969年“老三届”学生离京，这场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山下乡阶段；第二个阶段，1968年夏到当年12月21日，是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至1969年春，此时“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在前两个阶段离校的，大多是对上山下乡方向持积极或比较积极态度的学生，特别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几批。“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北京市革委会的期望并未落空，确有不少中学毕业生在曲折等人行动的影响下，主动申请上山下乡。同年11月11日，又有1200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奔赴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带头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何方方。

　　何是“文革”初期中学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从奋起造反，到带头上山下乡，她的经历在“老三届”学生中不失为一种典型。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时加入共青团。“文革”爆发前为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担任班里的共青团书记，她与同班同学陈永康，是学校领导培养的学生骨干。“文革”风暴袭来，校领导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陈等人顺理成章地受到株连，被斥为“党支部的红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不断受到大批师生的围攻和有组织的全校性批斗。直到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何方方等人才重见天日。

　　其后，何方方担任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市革委会委员等职。但她不安于充当抛头露面的“学生领袖”，招摇过市，而是奔走于内蒙包头、山西太原等地，积极参与当地的造反派活动，1967年秋才回到北京。9月，她听说曲折等人筹备往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本校上山下乡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她认为，当红卫兵造反的使命光荣结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插队落户，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最为革命的道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她明确告诉大家，准备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在校内不进行公开动员，完全依据自愿原则，谁愿去谁报名。同时强调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在那儿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她说：“我们要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根、开花，永远同草原上的贫下中农同战斗，共呼吸。”

　　在何方方这样一批学生骨干的带头下，北京中学生掀起“文革”中第一次上山下乡的热潮。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各校报名人数达到3500多人。最后被批准到内蒙牧区和东北落户的有1200人。未获批准的学生中，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有的是因为本人身体有病，有的则因为家庭存在政治问题被淘汰，理由是边疆地区“不适合”。

　　据当时的《红卫兵报》报道: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大力支持，由市委计划组和有关省、区的安置办公室派人进行了组织。这表明，当一大批毕业生自愿申请到边疆地区安家落户之际，一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已镀上鲜明的官方色彩。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前往东北、内蒙等地插队、插场(国营农场)。这在中国，的确先声夺人。

　　何方方、曲折等人，都是文革初从中学生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正是在他们的发起带动下，上山下乡运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4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就意味着，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和边疆。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到农村，首先要求他们实现“彻底的农民化”，用当时的官方话语：“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毛泽东把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批判为“资产阶级”的，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样，知青上山下乡被当做一场大规模的改造人的运动。

　　知识青年到农村，还被要求参加军事活动、政治活动(首先是“阶级斗争”)。这样，本来是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而推进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夸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农村与城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措施。

　　从具体做法上讲，“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许多地方对中学毕业生采取强迫做法，完全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困难，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在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因为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走向退化。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国家花了许多钱，却没有真正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识青年大举返城。国家不得不为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开支全部浪费。1978年，有人将上述问题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知青运动的尾声

　　(1977-1980)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即“文革”后阶段(1977-1980)，即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期。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预示着持续10年之久、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以后三年中，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逐年锐减。在这四年中，尽管还有100多万知青并不情愿地搭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与此同时，却有多达700万以上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回到城市。1980年，新的国家领导人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终于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划上了一个句号。

　　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既与中国政局的巨变有关，也是知识青年、农民和全社会长期抵制和抗争的结果。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2起历史事件：一起是1979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边境地区成立的军事化国营农场)知青为返城举行的请愿、罢工、绝食运动。一起是198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为返城举行的请愿、罢工、绝食运动。这两场运动，现在被称为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先锋。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然被划上了一个句号，但它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却至今没有消弭。

　　“文革”结束后，下乡青年陆续返回城市或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许多人找不到比较理想的工作；回到城市没有住房。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而极少数留在农村的，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寒生活。

　　80年代以来，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年轻学者陈意新，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史的论文，题目就叫作《从下放到下岗》，集中概括了一代知青走过的坎坷人生历程。

　　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在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永远不会痊愈。中国有句古话：“不平则鸣”。20多年来，始终有一些老知青在为自己的基本权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抗争。这中间，影响最大的有80年代中叶留在山西等地的原北京知青为返城进行的请愿上访活动，这场活动几起几落，前后持续数年之久。直至今天，仍旧有一部分北京、上海等地的老知青，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断请愿上访。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他们的请愿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也是必然的。

　　如今，一代知青早已不再年轻。但他们在日常交往中，仍往往以“知青”相称。作为一个早已融入社会各阶层的群体，他们之间仍旧保持着许多有形无形的联系。

　　千千万万的普通知青，以他们集体的努力，保持了“知青”话题的长久不衰。20多年来，知青个人或集体撰写的以上山下乡运动为背景的小说、回忆录、口述史、图片集、史学著作至少也有几百部。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文革”中知青的坎坷经历，通过不同的形式倾诉了知青强烈的心声。

　　正是通过“知青”的话题，一个被人为扭曲的上山下乡运动史逐步显露出真相；也正是通过“知青”的话题，过去几十年中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被永远地定格在历史。

　　如果说上山下乡运动在酿造出诸多严重恶果的同时，也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只有一条：即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一代“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正是通过上山下乡的曲折经历，较早地开始反思，并成为几代中国人中最具独立意志和叛逆精神的一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