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

　　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年、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眉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动乱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状态。当许多地方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项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和单位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校继续将“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它的头角。

　　真诚的探索者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活动，最初并不是政府动员组织的结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届”中学生自发倡始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上山下乡

　　“文革”10年，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即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为与尔后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又称新红卫兵相区别，将这一时期的红卫兵称“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新红卫兵)。

　　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校、跨地区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建立，标志着“老三届”学生领袖的“改朝换代”。然而，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是所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政治取向、思想观念大都如出一辙。1967年9月发韧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发初，在全国每一所大、中学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通宵达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她们认为，旧的高考制度“突出业务，突出分数，贬低政治标准”，“排斥工农子女”，“扩大三大差别，和封建社会考状元没什么两样”。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它助长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于是，义愤填膺的女学生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信中写道：高中毕业生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这是一条新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这条无产阶级自己的路。亲爱的党啊，敬爱的毛主席，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我们整装待发，就等着您一声令下。

　　6月7日，湖南长沙一中的一个共青团支部向全国高中毕业生发出倡议，彻底摧毁“升学考试”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并列举了它的21条罪状。6月10日，北京男四中毕业班的学生也写出一份题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倡议书。他们更加鲜明地提出，今后的大学生要“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者入学”。并且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锆，我们打碎的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青年学生的倡议得到了领导者的支持。6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考制度。

　　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只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环节，随之而来的，是更广泛、更深入的全面批判，所谓“反动的招生路线”，“封、资、修的教学内容”，“束缚学生思想的教学方法”，“冗长的旧学制”均在扫荡之列。

　　1966年下半年，当红卫兵运动正处在“破四旧”、“大串联”的如火如荼阶段时，已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在意识到原先考大学、当专家的道路被否定之后，更热衷于脚踏实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于“文革”前学校教育的大量灌输，这条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对他们并不陌生，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从一踏入中学校

　　门起就经常被组织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大约在1965年以后，许多中学在每个学期都要组织一次下乡劳动，时间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同时，积极开展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尤其是电影《军垦战歌》、《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青先进典型，给予“老三届”学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面进行探索。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夺权造反”热火朝天，中学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自由。应该看到，在当时卷入“大串联”的学生中，目的并不相同，有的是热衷于到各处参加运动，“煽风点火”；有的乘机免费旅游，寄情于青山绿水之间；还有一些学生，真诚地想利用这一机会，摸索与工农相结合的途径。

　　探索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人的兴趣是在乡下从事社会调查，有的则尝试创办像毛泽东青年时代那样的自修大学和农民运动讲习所。1967年元月5日由一群知识青年自发组织的湖南共产主义战校将校址设在渔县七里湖农场。战校的《宣言》声称：这是一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抗大和解放军为榜样，面向工农，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新型学校。

　　通过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许多“老三届”学生对17年教育制度产生很大反感，希望尽快投身于农村、边疆，在探索革命化道路的过程中真正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发起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曾与长期在广东省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初调赴中央工作的陶铸联系到海南岛去。在此前后，几批北京红卫兵自发前往云南、河南、东北等地的农场和农村。还有些学生，把“文革”前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成了社会调查对象。如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曾数次到河北省宝抵县(今属天津市)去访问邢燕子和侯隽，并与那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期。有的学生在深入到河北易县等老革命根据地时，对当地的插队知青产生了兴趣，便进行了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还有些学生更直截了当一些，早在1966年，就有学生利用“大串联”机会前往新疆，要求留在当地参加军垦；有些学生串联途经某个山乡，便不想再回学校，要求留在那里与农民一起“战天斗地”，如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北京长辛店中学的蔡立坚，就是串联路过山西一个小山村时决心留下务农的。虽然不久就被学校召回，但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涌起之初，她到底还是返回到那里。首批到云南西双版纳安家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也曾有过到该处串联的经历。

　　“飞向草原的雄鹰”

　　在再度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充当了开路先锋的北京25中学生曲折等人，实际上就是上述那些热情、单纯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曾想创办红卫兵大学，进行有关教育革命的尝试，后来学习了毛泽东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后，认为：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为此，当时的《红卫兵报》把他们誉为“飞向草原的雄鹰”。

　　曲折等人所以最先跨出这一步，是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文革”爆发，曲折带头成立了全校第一个学生造反组织“东风”。不久，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各校，以期稳定日趋动乱的局势。在各个中学，数目不详的一批应届高中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分子”、“野心家”。曲折和他的同班同学李冬民(后来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也在其内。他们在校内被批斗达40余天。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即，全国形势陡然一变。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扫而光，“革命左派”的桂冠则从天而降。这段起伏跌落的经历无疑增加了曲折及其造反派战友对毛泽东的虔诚、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这的确反映了他发自肺腑的呼声。1967年3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一批著名的造反派学生跻身于它的领导机关。李冬民担任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曲折作为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认识到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树立的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做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曲折等人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会提出自己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毛泽东尚未发表那段关于必须由贫下中农给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再教育”的著名指示。所以，在对上山下乡的提法上，侧重的仍是发挥知识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而不仅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改造。

　　在北京市召开的座谈会上，有的负责人希望知青把毛泽东思想带到牧区去，把所在之处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改造落后的东西，并强调向牧民灌输集体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他们将这次行动比喻为一次新的长征，勉励知青像革命前辈那样，经受住长征的考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做可耻的逃兵。毛泽东在阐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时，曾将它形象地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高度评价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老三届”学生，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对长征的历史、尤其是红军战士跋山涉水辗转二万五千里历尽艰辛的光辉业绩，无不耳熟能详。将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