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简介 徐树铮是国民党陆军上将,皖系军阀代表人物,人称“小徐”(因区别于徐世昌),号称“远威将军”。徐树铮辅佐段祺瑞三造共和,执掌政权;迫使外蒙古......
1920年5月10日,徐树铮第三次赴蒙。不久后,北洋内直奉矛盾陡然升级,徐树铮于6月被段祺瑞召回。接着,大总统徐世昌于1920年7月4日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之职,徐树铮对外蒙的经营也就戛然而止。一年后,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他本人和皖系的威信和实力随之大为增长,令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如坐针毡。原本北洋各派系在段祺瑞、徐树铮的指挥下共同对南作战,到1920年时已经离心离德,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徐树铮的政敌靳云鹏在直奉二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下坐上总理之位,也让徐树铮耿耿于怀。
1920年4月8日,曹锟在保定以悼念直军阵亡将士为名义,召集8省代表开会,不仅决议停止对南作战,还要求解散徐树铮所把持的安福俱乐部,矛头直指皖系。1920年5月,吴佩孚从南方前线撤回直隶,直皖关系日益紧张。直系明确提出罢斥徐树铮,段祺瑞坚决不接受。7月3日,张作霖、曹锟、李纯等通电公布徐树铮“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状,7月4日,大总统徐世昌免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之职,改授远威将军,其指挥的边防军划入陆军部。段祺瑞和徐树铮对此怒不可遏,加紧对直系备战。
7月9日,段祺瑞组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兼总参谋长。7月14日,段祺瑞发布总攻击令,曹锟、吴佩孚率军迎战,直皖战争爆发。两军从廊坊到高碑店一线展开战斗,到7月17日时,皖军将领曲同丰被吴佩孚生擒,张作霖也通电助直反皖,战局急转直下,徐树铮见大势已去,当晚从廊坊战场逃回北京。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辞职,直皖战争结束。
皖系战败后,安福俱乐部被解散,徐世昌下令通缉徐树铮等“十大祸首”,徐树铮逃到日本公使馆避难达百余日。1920年11月14日,徐树铮藏在一个箱子里,被运离日本公使馆,然后自天津东渡日本。
自直系声讨徐树铮以来,徐树铮本人一直保持沉默,先是静观待变,而后埋头于军事部署,未尝公开以言语反驳。因为他自知树敌过多,不宜公开发言。直皖战争失败对徐树铮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不仅武力统一的梦想被彻底粉碎,而且他的政治生命也随着皖系的倒台而基本终结。此后徐树铮虽图谋卷土重来,但再也没有先前在中央政界呼风唤雨的能力了。
1921年1月末,徐树铮自日本返回上海,2月初秘密到达福州,劝说福建督军李厚基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一起推翻直系军阀。李厚基曾经是皖系成员,并与徐树铮有表亲关系,但他为了维护自己地位,不愿接受徐树铮建议。4月,徐树铮又游说卢永祥,卢永祥虽然是皖系军阀仅存的硕果,但与徐树铮有隙,为保存实力,也不予理会。这时,孙中山返回广东,展开第二次护法运动,自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徐树铮产生了与曾经的敌手——孙中山合作的想法。在此之前,徐树铮就和孙中山有了一些联络,他曾阅读《孙文学说》一书,对孙中山的主张表示赞成。收复外蒙古以后,又主动电告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也以陈汤、班超相称许。这时出于打倒直系的目标,徐树铮开始为皖系和孙中山牵线搭桥。
1921年12月22日,徐树铮抵达广州,试图会晤孙中山,孙中山因公务缠身,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代为接见。1922年1月18日,徐树铮又前往桂林,在独秀山下靖江王府会见了孙中山,徐树铮建议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建立三角同盟,打倒把持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孙中山表示赞成。两人相谈甚欢,孙中山甚至要把徐树铮留下来作参谋长,被徐树铮婉拒。徐树铮回到上海,致函隐居天津的段祺瑞,建议联合孙中山,段祺瑞权衡再三,终于同意。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的奉军败北,退回东北自保;6月,陈炯明与直系勾结,驱逐孙中山,孙中山回到上海。8月21日,徐树铮与孙中山在上海会谈,徐树铮拟至福建延平(今南平)策动他的旧部王永泉推翻李厚基,占领福建,作为反直根据地,请求孙中山调其部队相助。孙中山表示同意,派胡汉民去延平与王永泉商议合作条件,徐树铮本人也携带段祺瑞拨给他的80万元经费,于9月7日潜入延平,成功说服王永泉与效忠孙中山的粤军许崇智部一起打倒李厚基。
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独立,许崇智亦从粤赣边境向福州进军。10月2日,徐树铮在延平建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称“总领建国军政制置府事宜”,宣布尊奉段祺瑞和孙中山,在正统政府成立以前不听从任何人的号令,以其所著《建国铨真》为准则。随后王永泉和许崇智在其指挥下打败李厚基,徐树铮于10月17日进入福州,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但是,徐树铮的制置府基本上无人支持,不仅直系虎视眈眈,王永泉同床异梦,就连段祺瑞也不赞成徐树铮另立旗号。福建人民则高呼“闽人治闽”,孙中山方面亦主张“军民分治”。徐树铮接受孙中山的主张,以王永泉为福建总司令,闽籍国民党人林森为福建省长,昙花一现的建国军政制置府便被取消了。
1922年11月2日,徐树铮离开福建,经上海前往天津,会见段祺瑞,汇报闽事经过,后又返回上海,隐居近两年。这期间,他一直在撮合与维持段祺瑞和孙中山的联盟关系,另外他还在1924年夏秘密来到奉天,会见张作霖,捐弃前嫌,重修旧好,使皖奉一致针对直系。1924年夏秋之际,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爆发,徐树铮再度活跃,援助卢永祥对抗齐燮元,但卢永祥的浙沪联军节节败退,到10月时只剩下上海,徐树铮趁机取而代之,通过卢永祥部将陈乐山、杨化昭逼卢下野,然后自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孙中山听说徐树铮登台,积极响应,发表了讨贼宣言,并鼓舞部下说:“又铮登台必可大振,望各方为之助力,我军仍决入赣。”不料,10月15日徐树铮到华界浙沪联军司令部开完会后返回上海英租界寓所时,被偏袒直系的英租界工部局拘禁,理由是他在租界从事军事活动违反相关规定,于是徐树铮欲在江浙大展宏图的计划流产了。
1924年10月21日,徐树铮获释后就乘英国船出国游历,逗留香港时听说政局发生剧变,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发动北京政变,软禁大总统曹锟,段祺瑞重新出山,被奉为执政。徐树铮反对段祺瑞当执政,强调这只是一个傀儡地位,但段祺瑞还是在1924年11月24日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徐树铮便决定将外游计划由长期改为短期。1925年1月4日,段祺瑞任命在巴黎的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组成一个15人的考察团,考察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波兰、捷克、比利时、荷兰、美国、日本共12个国家,徐树铮会见了这些国家的元首,包括墨索里尼、斯大林、裕仁天皇等,并与法国交涉金佛郎案,为此案的解决起到重要作用。1925年12月10日,徐树铮率考察团回到上海。
徐树铮回国时,国内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互抢地盘,浙江的孙传芳崛起,对抗奉军南下。曾经不可一世的段祺瑞在复出后沦为冯玉祥的傀儡,由“段厉公”变成“段哀公”。徐树铮一心想将段祺瑞推上总统宝座,重掌大权,打算劝说张、孙两家息兵,共同对付有“赤化”之嫌的冯玉祥。冯玉祥得到这些情报,自然感到芒刺在背,再加上七年前徐树铮杀死他舅父陆建章的仇恨,遂对徐树铮萌生了杀心。
1925年12月19日,徐树铮自上海乘轮船进京,12月23日在天津上岸,当天乘汽车抵达北京,12月27日身着挂满勋章的大礼服觐见段祺瑞,表示使命完成。此时北京局势日益险恶,冯玉祥打败了奉系李景林,张作霖处死了叛将郭松龄,冯、张双方势必有一场恶斗,因此段祺瑞劝徐树铮早早离京。等到徐树铮启程时,有人在段祺瑞办公桌上放了纸条,上面写道:“又铮万不可南去,去必死”十个字,段祺瑞又连忙派人将纸条递给徐树铮,徐树铮看了后却毫不介意,笑道:“何人阻我,我岂信此谰言?”
1925年12月29日下午,徐树铮在众人送别下乘火车离京赴津。冯玉祥的心腹——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将这一情况通报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并请示该如何处置。冯玉祥对徐树铮的新仇旧恨一时涌上心头,指示鹿钟麟将徐树铮逮捕枪毙。鹿钟麟转达冯玉祥国民军第五师师长张之江执行,于12月30日凌晨2时在廊坊截住徐树铮所乘列车,穿着睡衣的徐树铮被“请”出列车并挟入张营,随即遭枪杀。与此同时,冯玉祥将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接到廊坊,让他出现在徐树铮的随从面前,声言该事件是他为父报仇所为,但事后的各大报纸都披露了冯玉祥杀死徐树铮的真相。而段祺瑞虽然对徐树铮的被害感到痛不欲生,惊呼:“断我股肱!断我股肱!”却因处于冯玉祥的控制而无能为力,徐树铮之死也就没人追究了。次年4月,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而辞职,隐居天津,皖系军阀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徐树铮死后,遗体被他的学生段大洪找到,然后由徐树铮的卫士张振声用骡车运到北京,段祺瑞提供棺材,并亲自撰写神道碑,安葬徐树铮于萧县凤家山之原。1945年,徐树铮之子徐道邻以杀人罪起诉冯玉祥和张之江,但有关部门以逾期为由拒绝受理。
1919年11月16日晚,徐树铮邀驻库伦都护使陈毅小聚。两人放量痛饮,徐树铮的酒量很厉害,把陈毅灌得酩酊大醉,昏昏睡去。一觉醒来,徐树铮告诉他,活佛哲布尊丹巴已经在给中央政府的呈文上签了字。
陈毅听了大吃一惊。原来徐树铮唯恐夜长梦多,都等不及让活佛再考虑考虑。就在他和陈毅举杯痛饮的同一时间,他办了一桌“鸿门宴”,令参谋将哲布尊丹巴等人请来吃饭,席间就有言在先:活佛不在呈文上签字,今晚谁也不能走!
对撤治而言,这是最关键的一天,陈毅和王公交涉了十多个月而未果的撤治问题,就在这一天以极其干净利落或者说“霸道”的方式解决了。
11月17日,外蒙自治政府将自愿撤治的呈文分别送交都护使陈毅、筹边使徐树铮,请求代转呈送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收到呈文后,徐世昌即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宣布取消外蒙自治,同时废除相应的中俄条约。
外蒙取消自治,是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徐树铮10月29日到库伦,11月17日尘埃落定,在短短的十八天时间里,他不须一枪一弹,不费一兵一卒,仅凭“恩威并施”手段的运用,就得以大功告成,使外蒙重归中华版图,确实是“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
至此,徐树铮完成了一生之中最为得意也最为重要的一次壮举。11月24日,他载誉回京,向政府进行述职。各方面的贺电贺函已如雪片一般飞来,皖系内部自然是击掌相庆,梁士诒贺函云:“冒雪北征,保国安边,苦心远识,令人倾倒”。连孙中山也来电祝贺,称自清末以来,割地丧权之事不绝,中国已久无汉代陈汤、班超、傅介子那样能出塞为国建立殊勋的人物。徐树铮在短时间内就建此奇功,足以与上述这些古代人杰比肩称雄。
在当时南北对立的情况下,孙中山的这一表态引起了某些国民党人的抗议。孙中山不改初衷,批复道:“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国务院决定裁撤库伦都护使署,原都护使陈毅奉调回京,改任豫威将军,外蒙事务交由筹边使署全权处理。不久,总统徐世昌又特派徐树铮为册封专使,负责到外蒙主持活佛的册封典礼。出使之前,徐树铮的老幕主段祺瑞亲率政府官员、议员百余人在故宫保和殿举行了欢送大会。
重返外蒙,紧张和忙碌已被轻松所代替,但心情却更为激动。上一次徐树铮随身所带的是“六十三条”,这次则是一本《汉书》。
徐树铮的诗文水平很高,自称填词海内第一,其诗句“美人颜色千丝发,大将功名十万骑”在当时广为人知,而它也恰好可以作为《汉书》的题记——如同孙中山所例举的那样,这本古书所记载的汉代,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雄健的时代之一,其间涌现出了太多的勇士和外交家,傅介子、张骞、陈汤、班超……。他们出使西域,安定边锤,言必行,行必果,其事迹至今读来仍令人血脉贲张。
徐树铮走一路,看一路,吟一路,途经驿站时,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便忍不住披衣下床,在驿馆墙上题写七律一首,开头第一句便是:“冲寒才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徐树铮顶风冒雪,风尘仆仆地再次回到库伦。蒙人将徐树铮奉若神明,军民出郊十里,夹道相迎。进入库伦城后,大街小巷已经全都挂上了民国的五色国旗。
1920年元旦,徐树铮在库伦佛宫主持册封大典,典礼十分隆重,据蒙人说,乃千年未有之盛举。当徐树铮将册封令与七狮金印交到活佛哲布尊丹巴手中时,整个库伦城一片欢呼之声。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文武双全的人才,一方面,他出身秀才,饱读诗书,袁世凯曾形容徐树铮“一脸的书气”,在民初武人中可谓鹤立鸡群;另一方面,他勤习武艺,晓畅军事,虽有直皖战争之败,但他所拟的战争草案却得到时人高度赞许,皖系的另一人物曾毓隽还认为皖系战败不应归咎于徐树铮,反而是因为各路将领没能好好履行徐树铮所拟的战争草案。徐树铮的活动是紧紧依托段祺瑞的,他与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并称皖系的“四大金刚”,而他无疑是最受段祺瑞信赖和倚重的谋臣,因他如诸葛亮挥动羽扇一般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故人称“小扇子军师”。
徐树铮对段祺瑞始终忠诚不贰,鱼水情深,在皖系军阀当权的1916年至1920年间,干出了许多大事,如再造共和、扶段倒黎、引奉入关、武力南征、对日签约、筹建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收复外蒙古等等。徐树铮在活跃于政治舞台期间,为人专横跋扈、锋芒毕露,学者称“徐树铮做事,往往独断独行,亢直自爱,有时令人难于忍耐”,这种处事风格让他与许多军阀官僚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段祺瑞都对此有所不满。
正是由于徐树铮是段祺瑞的马前卒,而且在军阀中人缘极差,所以直皖战争后段祺瑞倒台,徐树铮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备受攻击。当时出版的许多关于徐树铮的著作,如《徐树铮秘史》、《徐树铮正传》、《徐树铮轶事》、《徐树铮小凤合刊》、《安福祸国记》、《安福痛史》、《安福大罪案》、《段氏卖国记》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徐树铮加以丑化和抹黑,无不指责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
北洋军阀倒台后,先后执政的国共两党都对北洋集团全盘否定,徐树铮自然也被打入“反动”人物的黑名单中。但由于他曾收复外蒙古,加上晚年与孙中山的联合,所以对他的评价不算太过贬低,甚至比起直系当权时略有上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史料的发掘运用,人们对徐树铮越来越重视,评价也趋向客观,尤其是时下民族主义情绪发酵,徐树铮以其收复外蒙古的功绩而耀眼,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抬高,形象也变得正面起来。
总而言之,徐树铮如同许多近代人物一样,世人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都是毁誉参半、两极分化,且其评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形象复杂而颇具争议的人物,正如为徐树铮作传的学者王彦民所说,徐树铮“有爱国之心之行,亦有误国之处”,“徐树铮一生毁誉交加,毁者谓其罪大恶极,以致杀之而快;誉者倍称其爱国之至,恐继起者无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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