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上最严的交通管制

　　在统治较为宽松的北宋，交通管制也较为人性化。当时，都城汴梁存在相当严重的“侵街”现象，即道路两旁的商铺、摊贩为了扩大生意，扩大场所范围，甚至搭建违章建筑，这就给皇帝和官员的出行带来了阻碍。面对这种情况，北宋朝廷采取的对策是缩减皇帝出行的仪仗规模，对于关乎民生的违建不强行拆除，对商业性质的违建征收税金。这也使得北宋中后期的皇帝出行成了历朝历代中的“奇葩”，不再具有什么威仪，而是与路上行人交杂而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及仪仗队伍，都混在人群中，“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

　　但北宋只是特例，在其他朝代，不仅仅是皇帝出门要清道，官员出行也有讲究，有专人喝道鸣锣。《周礼》记载，周朝高官上街，即有吏役在队伍前面“掌执鞭以趋辟”。汉代以后，用鞭子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喝道，也就是用嗓子喊。清代时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市面也越来越喧嚣，光靠嗓子很难让路人及时回避，于是就有了鸣锣。据载，鸣锣的次数与官职高低有关，州县官上街，仪仗鸣锣七下，谓之“打七棒锣”，意思是“军民人等齐闪开”；道府官上街则“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提督巡抚上街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若是都统以上官员上街，更是要“打十三棒锣”，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老百姓得把鸣锣次数的不同指代记住，听到声音就得自觉退让或者跪拜。

　　“回避”和“肃静”这两块在影视剧中常见的牌子，当然也真实存在。明清时的官员仪仗，有对旗、对锣、对牌、对伞、对扇、金瓜、月斧、朝天镫。其中对牌上面就写有官阶名和“回避”、“肃静”等。

　　帝王出行时的交通管制属于“高级别”，平日里则有严格系数相对较低的交通规则。目前陕西灵崖寺大殿左夏房有石刻的《仪制令》，上有四行小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即古代的日常交通规则，意即一般平民百姓要给官员让路，年轻人给长者让路，轻装车要给载重车让路，出城的要给进城的让路。其中，“贱避贵”就是根据等级而定的回避制度。宋太祖赵匡胤曾规定，“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有严格的“避轿制度”，凡官职低的官员乘轿出行，在路上碰到官职高的官员，一律都要停下轿来避到路边，官职低的官员本人还必须来到大街边上迎着上级官员的大轿挺身长跪，待官职高的官员过去，方可重新上路。官员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说。清朝规定，军民人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若有冲撞，将被治罪。